比反制关税更重要的是修炼内功
特朗普今年上任以来，推出了多种旨在增强美国制造业，修复贸易平衡和填补美国政府财政窟窿的举措，尤其以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DOGE）和关税贸易战最为惹眼。在了解特朗普政府推出这些举措的动机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的基本经济数据，2024年美国GDP总额约30万亿美元，财政收入4.9万亿美元，财政支出6.7万亿美元，财政赤字1.8万亿美元，其中利息支出0.88万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13%），财政赤字率（赤字/GDP）为6.1%，2020年疫情期间赤字率一度超过14%；2024年美国进口总额4.1万亿美元，出口3.2万亿美元，贸易逆差0.9万亿美元，逆差占GDP比率为3%（上一次美国出现年度贸易顺差还是1975年），可见当前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财政缺口大，美国制造业衰微，对选民提出的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就业竞选承诺需要完成的各种问题，特朗普具有搞钱的根深蒂固商人思维，通过关税给美国政府搞创收，通过贸易谈判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成为他的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当然利用各种机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现在也是美国的阳谋。
由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世界其他国家都需要通过出口商品或服务来换取美元外汇作为本国的外汇储备，由此形成了美国常年贸易逆差，输出债务和货币，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美元外汇储蓄的债务-储蓄关系，美国既需要输出美元债务又不能让美元过度贬值从而失去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特里芬难题），多数时期美国也乐意看到强大金融带来的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和适度贸易逆差局面，毕竟通过打白条就能买到他国商品和服务是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这也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能带来的天然好处。这种美好局面从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金本位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已持续了50多年，这个时期也是世界和平发展，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繁荣的美好阶段。奈何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美国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中下层就业发展机会缺失，底层不满情绪累积，以及制造业空心化带来产业安全担忧等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迅速崛起可能威胁自身全球老大地位也隐隐不安（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会危及现存大国，两者必然冲突）。美国在自身种种社会深层矛盾积累下，最终2016年11月在底层选民的支持下，特朗普成为一匹政治黑马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2025年特朗普卷土重来再度担任美国总统掌握更大府院权力之后，重新以更大力度推动先前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像经营企业一样去经营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马斯克领导的DOGE政府效率部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挑选了一些支持他经济政策的财经智囊团为他出谋划策并提供理论支持，2024年12月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被提名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主张通过各种举措吸引产业资本回流美国，重视产业供应链安全，并强调美元国际货币和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全球公共品”，其他国家有义务为使用美元和美国的军事安保力量付费。他曾在2024年11月发布了名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的文章，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被显著高估了，高估的美元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加剧了贸易逆差并导致制造业流失，社会和经济问题突出，而且制造业的衰微也对美国的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米兰主张通过征收关税、金融和军事安全威胁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参与贸易谈判，寻求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汇率协议”，促使美元贬值（类似于1985年促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甚至提出对他国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征税等单边行动作为施压的备选方案。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和贸易双重赤字的问题，实质上还是迎合了多数底层选民为对社会分配失衡，需要更多就业和经济分配蛋糕的诉求，以及潜在地缘冲突下产业链安全的考虑（疫情时期中国供应链曾断档过）。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在第一阶段对所有国家挥舞关税大棒，迫使主要出口国都做出缩减贸易逆差的承诺和配套措施，这样美国政府既增加了关税收入，又能减少贸易逆差，对于中国这样的主要逆差国，特朗普在增加关税后，下一阶段是希望施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促使中国减少出口倾斜补贴政策，进而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关税和汇率谈判都无法得效，两国之间将进入较长时限互相施压的博弈阶段，美国也不排除会通过发起金融战，诸如征收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利得税，各种金融孤立脱钩，或者对他国施加军事安全保障压力等流氓手段，以实现特朗普搞钱和缩减贸易赤字的政策目标。当然特朗普在推出这些计划的时候，也不一定提前充分评估到增加关税所带来的种种强大内外部冲击和压力，关税大棒等各种威胁挥舞的时间长度，关税和汇率谈判的尺度和进度，都取决于各自的心理目标和各自所承担的内外部压力，这次特朗普贸然对所有国家推出一揽子的增加关税方案，又仓促地宣布了一个90天谈判缓冲期，符合他过去狮子大开口，然后根据现实情形边打边谈的风格。
在分析如何应对美国阳谋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目前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在实体经济领域，内需不足是国内劳动力相对价格长期低位和经济分配失衡导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出口导向型政策，快速积累了产业资本和技术，实现了中国经济从资本和产能紧缺向高资本积累和产能普遍过剩的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自身出现了劳动力相对价格低，分配失衡，中低层民生保障不足，以及总需求过度依赖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结构问题，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老百姓工资本来就没几个，还要面临高房价，就业紧张等生存焦虑，中低层根本无钱消费也不敢消费，就业机会少，高房价，劳动力相对价格低，住房等社会保障不足使得内需比例一直很难提高，当然生育率也低。而另一方面，占有多数社会财富的先富阶层资本过剩，缺少自由丰富的消费和投资市场，慈善事业等补充分配体制也不健全，先富阶层钱多的在手上也花不出去。当然除了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低价和分配失衡也很大部分是由人口禀赋所决定的，存量人口和劳动力过多，第三产业发展欠缺，缺乏真正的就业优先政策，在人口结构没有像日本那样经过几十年的低生育率调整之前，我们在很多年内仍将面临劳动力供给大（尤其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新增劳动力），劳动力相对价格低的客观压力。正因如此，2024年4月上一任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也曾提到过中国产能过剩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低的问题。
在金融领域，国内金融体系始终尚处于“半抑制”状态，金融体系效率和市场化程度都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考验，相对保守封闭的金融体系既无法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也需要贸易顺差来积累更多外汇储备保障跨境金融稳定。中国这么多年来既没有完成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建设（比如利率市场化和证券市场化），也没有资本开放可自由兑换的汇率市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长期的跨境资本管制使得宏观决策部门对汇率开放可能带来的潜在冲击心里没底，毕竟中国现在也只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也就22万亿元，而同时国内有320万亿的人民币广义货币总量，还有更大规模的房地产资产等民间资产，如果汇率完全开放，这些天量的境内人民币资产不知道有多少比例会被拿来兑换成外汇跨境流出，这使得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变得遥遥无期，只有通过继续依赖出口和重视产能的重商主义，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状态，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并叠加以严格的资本管制，才能使得宏观管理部门保持有足够的金融安全感，并保持相对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比如现在国内外较大的利差）。试想一下如果按美国提出的要求让人民币显著升值，国内老百姓抛售资产去海外投资消费的购买力将会变大，中长期来看境内资本外流的压力确实是增大了。但继续保持目前这种金融系统“半抑制”的状态，带来的一个潜在后果就是地方政府平台等融资等低效金融需求长期扭曲，国内货币总规模越来越大，证券市场长期无法实现真正的法治化市场化，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当然决策层也不愿意看到资本开放后境内资本纷纷“跑路”的情景，资本跨境流动和人民币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越来越渺茫。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后果就是，3万亿外汇储备资产成了美国可以拿捏的软肋，金融安全和强大金融变得无从谈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贸易失衡只是中美各自内部失衡的果，从良性理性的长远大国合作模式来说，贸易失衡背后因的调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这些对失衡“因”的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冲击是痛苦的，涉及到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和汇率话语权，经过初期的互相恐吓之后，最后还是得坐在谈判桌上通过不断的博弈和谈判来达成，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充满了漫长的相互极限施压。中国借此机会来解决经济失衡背后的“因”，将更多的重心转向修炼内功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和分配秩序，比应对外部的关税和汇率压力显得更为重要，未来中国能否更加强大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取决于他国的打压而在于自身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完善自身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初次要素分配领域，真正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减少对内外资等民间资本和各种经济主体的投资门槛和诸多有形和无形管制，完全可以无视他国的贸易障碍继续加大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开放力度，放开放活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各类第三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社会环境宽松，形式多元，市场繁荣的内需消费场景，有效增加劳动力就业机会和财富跨阶层的流通。减少管制，自由繁荣市场是激发内需，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发展高科技卡脖子产业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是从再次分配领域着手调节社会分配关系，缩减无效低效公共支出的同时，继续调整和放松财政政策，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到保障中低层民生福利，比如全民发钱，一二线城市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形成住房市场的长久二元结构，既能短期拉动需求也能从中长期改善社会分配局面，只要真正把老百姓的需求痛点和生计难点解决好了，经济自然就好了。考虑到现在真实财政赤字率已经不低了，宽松财政增加赤字的同时也应该调整存量财政资源的运用，包括政府机构精兵简政，压缩低效投资，制定规模宏大的尽快化解地方债务的化债长效机制，避免庞大的地方隐性债务继续消耗财政资源，并拖累金融体系形成金融风险。从抵抗通缩和实际汇率角度来说，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并投入到民生福利领域，也有助于拉动内需让经济尽快走出通缩区间，改变近几年中国通胀水平显著低于美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被动贬值的状况（名义汇率升值和国内相对更高的通胀都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即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商品涨价了）。
三是在金融体系建设上重新推动银行商业化，通过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体系的更进一步商业化，构建真正法治化市场化的完善金融体系，在保持宽松货币环境维持较低利率的基础上，逐步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朝着人民币国际化可自由兑换和强大国家金融的方向前进，只有部分替代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才能彻底摆脱美元的约束并成为真正的世界金融强国。
贸易战掀开了逆全球化的序幕，民粹、冲突、撕裂替代过去的文明、分工、合作，将在未来很长时期成为国与国之间，同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主旋律。关税汇率谈判将会是一个相互施压艰难漫长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像几年前那样互相各加一定比例的关税拉倒，然后互相继续推进脱钩。在处理这些外部矛盾冲突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内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重要也更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如果抛开这些深层的结构矛盾不管不顾，只沉浸于关税、汇率等战术层面上的博弈死磕，最后的结果是浪费了修炼内功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机会，也会陷入到了大国相互对抗矛盾不断升级的死漩涡，贸易战最终也可能逐步演变为更进一步的全球衰退，孤立脱钩，金融战，甚至区域军事冲突的悲观情景。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的，能否真正修炼内功标本兼治，而不是走向两败俱伤的悲观情景，十分考验大国决策者的智慧和战略定力。
